汉学情况如此，那么英文呢？前面说了，英文是漱石的专业，在东京帝国大学接替“归化”日本的英国学者、作家小泉八云讲授英国文学，水准可想而知。不过据漱石之子夏目伸六回忆，漱石“从小就喜欢汉文而大大讨厌英语”。上初中时，当时的初中分“正则”和“变则”两部，后者学英语，前者几乎没有英语课，漱石选择的是前者“正则”部。只是为了考东大预科，后来才从二松学舍退学而转校学英语，在预科读到三年级时才粗通英语。考东大时，作为志愿本来想学建筑，而在好友的劝说下转而学英文。“至于国语和汉文，觉得没什么研究的必要了，于是决定专攻英国文学。”并且很快显示出英语实力，开始崭露头角。正冈子规夸他“讲蛮语（英语）如讲邦语（日语）”，在学期间曾被外籍英语主讲教师指名翻译日本古典散文《方丈记》。两年留英期间，第一年大量阅读英国文学书籍，几乎整天闷在客舍一室手不释卷。“回头清点那期间所读书籍数量，父亲不禁为自己的涉猎之广感到惊讶。”漱石自己也说是“一生中最为积极最为真诚地持续从事研究的时期”。第二年较之英国文学，关注更多的是文学本身的问题：在根本上文学究竟是什么？开始为撰写《文学论》查阅英文相关文献和做读书笔记。尽管如此，漱石还是不喜欢英语。回国三年后从东大辞职而应邀进入朝日新闻报社之际，漱石在信中坦率承认自己：“最为讨厌英国，世界上没有那么心术不正举止轻佻的国民。靠英语吃饭真是遗憾得不得了。现在终于离开英语，心情豁然开朗。”夏目伸六说他父亲：“尽管对英语及英国文学具有那般浑厚的造诣，但仍不能由衷感到亲切这点是毋庸置疑的。”（夏目伸六《父·夏目漱石》）

反过来说，尽管漱石那么讨厌英国和英语，但对英语和英国文学无疑有深厚的造诣。这点从他回国后在东大任教三年间担任的课程亦可看出。翻阅漱石的弟子赤木桁平的漱石研究专著《夏目漱石》，漱石作为英语讲师所任课程有文学形式论（包括诗歌韵律研究），有文学论。而后继之以英国文学史，同时讲授莎士比亚，从《奥赛罗》讲到《威尼斯商人》。而且深受学生欢迎，“二十号大教室经常挤得满满的”。不过为中国人，知晓的恐怕更是他让学生翻译“Iloveyou”的名人逸事。学生当然都翻译“我爱你”（君を愛する）。漱石说日本人怎么可能这样讲话呢？“月色很美”（月が綺麗ですね），足矣足矣！

这样的英语和英国文学造诣不能不对漱石的文学创作、对其文体产生某种影响。最为显而易见的，窃以为即是幽默、幽默感。相对说来，无论中国古典文学（汉文）还是日本文学，都较为缺乏幽默传统、幽默元素。文艺评论家高山樗牛尝言：“古往今来，我国文学家鲜有幽默者……即使偶然见得，也很浅薄，其意大多低俗。我等每每将幽默的缺乏作为我国文学的一个短处而为之叹息。”（转引自赤木桁平《夏目漱石》）然而毋庸赘述，《猫》最让人称快的特色，最主要的魅力就是幽默。左右逢源，俯拾皆是，从容不迫，一以贯之。而且绝无浅薄低俗之嫌。其背后有着丰饶的想象力、深厚的学养、高迈的见识、文人的情趣、敏锐的心灵，以及对人、对人生的爱。即使冷嘲热讽，也不失却温暖的同情、宽厚的理解，以至近乎凄怆的悲悯。惟其如此，作为《猫》的阅读体验，才不至于感到尖酸苛刻寒气袭人，而不时觉出一丝温馨、一分悠闲、一种静谧——这样的幽默，不难推断在一定程度上益于每以幽默之长的英语修辞和英国文学。当然这归终属于一定程度上的，并非与日本文学传统无缘。毕竟，漱石所喜爱和擅长的俳句往往出之于诙谐。而书中的幽默闪烁的禅机，显然来自中国的禅学（实际上漱石也曾坐禅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