尼古拉二世素喜铺张排场，所以此时俄国各地都举行了各种大小集会，庆贺沙皇加冕。然而由于组织不周，在莫斯科的霍登广场举行的群众游艺会来人过多，混乱不堪，发生了严重拥挤，造成近两千人死亡，史称“霍登惨案”。当时的俄国总理大臣维特伯爵在《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——维特伯爵的回忆》一书中回忆说，李鸿章见到他后，仔细向他打听有关消息，并问维特“是否准备把这一不幸事件的全部详情禀奏皇上”？维特回答说皇上已经知道，这件事情的详情已经呈报皇上。哪知，李鸿章听后竟连连摇头对维特说：“唉，你们这些当大臣的没有经验。譬如我任直隶总督时，我们那里发生了鼠疫，死了数万人，然而我在向皇帝写奏章时，一直都称我们这里太平无事。当有人问我，你们那里有没有什么疾病？我回答说，没有任何疾病，老百姓健康状况良好。”然后他又自问自答道：“您说，我干吗要告诉皇上说我们那里死了人，使他苦恼呢？要是我担任你们皇上的官员，当然我要把一切都瞒着他，何必使可怜的皇帝苦恼？”对此，维特这样写道：“在这次谈话以后我想，我们毕竟走在中国前头了。”的确，他有理由为此骄傲。

其实不独“李鸿章时代”的官场如此，揆诸古今，这种“官风”在中国早已相沿成习，俨然成为中国官场的一种“文化”，或曰一种“特殊知识”。只要看看我们身边每天发生的事情：老老实实讲假话，认认真真走过场，扎扎实实办虚事，这样的例子少吗？

伍尔夫担任总统不到两年。当选总统时，伍尔夫年仅51岁，堪称德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。他曾担任默克尔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（CDU）的副主席以及下萨克森州（LowerSaxony）州长。伍尔夫因为说谎而下台了，非常可惜，然而我对他却充满敬意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不是为自己的过失狡辩，而是在接受德国电视媒体采访时坦然承认自己犯了“一个严重的错误”，并且适时辞职。中国曾经有过为说谎道歉的政治家吗？中国哪位贪官会在台上接受记者采访时谈自己的不是？中国曾经有哪位达官显贵因说谎而下台？我更对德国人充满敬意，对于在道德上有瑕疵的政治家，敢于吹毛求疵，敢于说“不”。

我认为，发达国家不只是在经济总量、科技水平、社会保障程度等方面发达，更重要的是在社会诚信机制建设方面也远远领先于发展中国家，就像德国那样，说谎的空间小，说谎的代价大，即使是总统说谎也不行。什么时候社会环境迫使奸佞之徒、宵小之辈不愿撒谎、不敢撒谎、不能撒谎，这个社会就进入了良性循环状态；什么时候客观社会环境迫使善良之人、正直之辈不能不撒谎，则说明这个社会已是病态社会；什么时候把说谎当成“成熟”，把诚实当成“傻瓜”，甚至把“谎言当成了真理”，那么这样的社会恐怕是病入膏肓，万劫不复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