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1]伊齐基尔·伊曼纽尔（Ezekeil Emanuel）的著作为我阐明了目的论在医疗护理上的角色。Maclntyre（1981），Rieff（1966）和Lasch（1977）也有类似的论述。

[2]证据来自心理学家（Bond，1986），精神科医生（Tseng and Hsu，1969；Lin and Eisenberg，1985；Kleiman and Lin，1982；Tseng and Wu，1985），社会科学家（Hsu，1971；Liand Yang，1974；Parish and Whyte，1978；Potter，1970；Wolf，1972）和历史学家（Metzger，1982）的有关论著。中国文化中对死亡的传统观念和反应，在人际关系的范围内已由沃森（Watson）作过认真研究和有影响的评论。但据我所知，中国人的临终与悲伤作为个人的经验，却不曾有人研究过。

[3]Folie à deux是一种两人或更多人之间共有的幻觉系统，甚至是一种共同患有的精神病。

[4]这种争议延伸至心理性死亡（特别是自我意愿和巫毒教说法）是否确实发生的疑问（Lewis，1977；Reid and Williams，1985）。

[5]虽然在第八章和本章中，我明确地陈述了临死患者的病案，但死亡是本书中出现的大部分患者生活中的一个问题。死亡以及临终的历史性和跨文化性的主题，在一些精辟的论著和文章中有所论及（见Aries，1981；Schieffelin，1976；Bloch and Parry，1982；Levy，1973；Keyes，1985；Obeyesekere，1985；Madan，1987）。这些人类学和历史学的论述揭示了对死亡的理解和反应的多样性，但同时也揭露了相似的迷惑、苦痛和社会秩序问题。这些问题必然表明，在全球范围的经验和社会生活的核心需求中，文化特性对心理-生理相互作用过程的束缚和影响的存在（参看Kleiman and Good，1985）。

[6]让我们再来看另一个例子，谢恩斯韦德（Stjernsward）等人引用的诺尔的话：“我知道我得了癌症。他们劝我开刀做手术，但我拒绝了。这不是因为我的英雄主义，而是因为这不合我对生命和死亡的见解。我别无选择。他们将切除我的膀胱，用放射性技术治疗，而这一切努力只能给我百分之三十五的存活希望，我将残缺不全，而且存活时间有限。我们都会死亡。我们中有些人死得很早，有些人活得很久。我觉得，如果我们顺其自然，我们会活得更好，也就是在限定的时间里活着。当一切将永远失去时，生命能延伸多久也就无所谓了。”（1986，1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