漱石在东京府第一中学读初中读不到三年突然退学，转入主要讲授汉学的二松学舍——此前曾短期上过类似私塾的“汉塾”——就读于二松学舍那一年间，“先生的汉学研究似乎同样从经书方面入手，但由衷耽读的当是唐宋诸家诗文。从那时开始就特别喜欢陶渊明写的东西。”（赤木桁平《夏目漱石》）仅仅学了一年就在大约十五岁时写出了这样两首汉诗。一首题为《鸿台》：鸿台冒晓访禅扉，孤磬沉沉断续微。一叩一推人不答，惊鸦撩乱掠门飞。另一首题为《离愁》：离愁别恨梦寥寥，杨柳如烟翠堆遥。几岁春江分袂后，依稀纤月照红桥。怎么样，相当说得过去吧？别人如何不敢妄言，反正我这个以汉语为母语的汉族中国人，即使这把年纪了也写不出来。不仅如此，漱石二十三岁那年还首次以“漱石”之名为日本著名俳人正冈子规的《七草集》附写了九首汉诗。同一年又以汉文写了题为《木屑集》的游记。“以文体而言，整体上带有唐宋诸家风格，行文畅达，措辞瑰丽。先生本人也曾向笔者说‘余之文学功力或由此得来’。总之，作为二十三岁的青年，已经显示了值得惊讶的汉学造诣。”（出处同前）而且，漱石对于汉诗文的憧憬和创作与之相伴终生，可以说是与小说创作并驾齐驱的之于他的“文学”双翼。甚至，对于漱石，说起“文学”，首先是汉诗。

而这样的汉学造诣不可能不对漱石小说创作的文体产生积极影响。索性再举两个例子。《猫》第十一章，猫听得主人苦沙弥这样一番高谈阔论：“趁人不注意掏其腰包是谓扒手，趁人不小心刺探其心事是谓密探，趁人不知之时卸掉其木板套窗偷其物品是谓毛贼。把大砍刀插在榻榻米上硬抢人家钱财，是谓强盗；罗列恫吓性词语强迫人家就范，是谓侦探……如若听之任之，即是助纣为孽，决不可姑息养奸！”再看哲学家八木独仙君之语：“所以说贫时缚于贫，富时缚于富，忧时缚于忧，喜时缚于喜。才子毙于才，智者败于智。”喏，无论修辞方式，还是节奏（韵律）掌控，抑或整体构思，无不明显带有“唐宋诸家风格”。时而独步高蹈，时而浅唱低吟，时而警句迭出，时而悠然徘徊。击首尾应，击尾首应，起承转合，一鼓作气，深得中国古典诗文之妙。其夫子自道“余之文学功力或由此得来”，绝非一时虚言。

汉学情况如此，那么英文呢？前面说了，英文是漱石的专业，在东京帝国大学接替“归化”日本的英国学者、作家小泉八云讲授英国文学，水准可想而知。不过据漱石之子夏目伸六回忆，漱石“从小就喜欢汉文而大大讨厌英语”。上初中时，当时的初中分“正则”和“变则”两部，后者学英语，前者几乎没有英语课，漱石选择的是前者“正则”部。只是为了考东大预科，后来才从二松学舍退学而转校学英语，在预科读到三年级时才粗通英语。考东大时，作为志愿本来想学建筑，而在好友的劝说下转而学英文。“至于国语和汉文，觉得没什么研究的必要了，于是决定专攻英国文学。”并且很快显示出英语实力，开始崭露头角。正冈子规夸他“讲蛮语（英语）如讲邦语（日语）”，在学期间曾被外籍英语主讲教师指名翻译日本古典散文《方丈记》。两年留英期间，第一年大量阅读英国文学书籍，几乎整天闷在客舍一室手不释卷。“回头清点那期间所读书籍数量，父亲不禁为自己的涉猎之广感到惊讶。”漱石自己也说是“一生中最为积极最为真诚地持续从事研究的时期”。第二年较之英国文学，关注更多的是文学本身的问题：在根本上文学究竟是什么？开始为撰写《文学论》查阅英文相关文献和做读书笔记。尽管如此，漱石还是不喜欢英语。回国三年后从东大辞职而应邀进入朝日新闻报社之际，漱石在信中坦率承认自己：“最为讨厌英国，世界上没有那么心术不正举止轻佻的国民。靠英语吃饭真是遗憾得不得了。现在终于离开英语，心情豁然开朗。”夏目伸六说他父亲：“尽管对英语及英国文学具有那般浑厚的造诣，但仍不能由衷感到亲切这点是毋庸置疑的。”（夏目伸六《父·夏目漱石》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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