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宗棠对于曾国藩的缺陷看得很明白，时不时地讥笑挖苦他。早在1853年初曾国藩刚刚帮办湖南团练事宜的时候，左宗棠就评价他说：“曾涤生（曾国藩号涤生）侍郎来此帮办团防，其人正派而肯任事，但才具稍欠开展。”

湘军兵败岳州后，左宗棠在给朋友的书信中评价曾国藩说：“涤公才短，麾下又无勤恳有条理之人，前自岳州归后，弟无三日不过其军絮聒之。伊却肯听话，所以诸事尚有几分。”

田家镇大捷后，湘军上下充满骄傲自满的情绪，左宗棠致信曾国藩，提醒他要冷静沉着，提防太平军反击。曾国藩没有听他的话。左宗棠在给朋友的信中抱怨曾国藩说：“颇露娇愎之气，弟数与书而不一答，盖嫌其太直也。”事实证明，左宗棠的担心不是多余的，曾国藩在此后不久即兵败湖口。

投身曾国藩之前，左宗棠批评起曾国藩用兵来毫不留情，成为曾国藩的部将后，左宗棠对曾国藩的军事谋略虽然不敢公开嘲讽，但在给亲朋的信中，仍然经常流露出轻蔑的态度。

早在1860年初，左宗棠就建议曾国藩“先以偏师谋取吴越”。曾国藩却坚持“稳扎稳打”的方法，拒绝这一建议，进驻皖南万山丛中的祁门。左宗棠虽然没有公开批评，却在写给儿子的信中流露出轻蔑之色：“涤公于我极亲信，毫无间言。唯才略太欠，自入窘乡，恐终非戡乱之人。”

带兵入浙脱离曾国藩羽翼之后，左宗棠开始接二连三地与曾国藩争论军事谋略。他认为曾国藩用兵太过呆滞，对自己的限制太多，在信中经常抱怨曾国藩。随着自己羽翼日渐丰满，左宗棠对曾国藩的批评也越来越直接。在给骆秉章的信中，他说：“涤相于兵机，每苦钝滞，而筹饷亦非所长，近日议论多有不合。只以大局为重，不能不勉为将顺，然以难矣。”将曾国藩贬低得一文不值。

可以说，这种天生才气的差距及由此而带来的性格差异，是导致曾国藩、左宗棠长期矛盾的重要原因。曾国藩和王錱的矛盾，也主要是由这一原因所导致的。

曾国藩虽然天资一般，但他很明白“勤能补拙”“笨鸟先飞”的道理，这是他最终超出一般人的重要原因。即以青少年时期读书这件事来说，曾国藩的刻苦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。

曾国藩强调读书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，最重要的是“恒”字诀和“耐”字诀。

普通人读书，往往努力一段时间后就筋疲力尽，不再继续。曾国藩则不一样，每当精神颓废想要睡觉的时候，他就调动起“刚猛”精神与自己的本我“血战”。曾国藩说“有恒为作圣之基”，又在家书中说“凡人做一事，便须全副精神往在此一事，首尾不懈。不可见异思迁，做这样想那样，坐这山望那山。人而无恒，终身一无所成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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