谭慎言说：“他们平反时，我父亲年龄也大了，我母亲的业务也生疏了。组织上在征求他们意见后，他们主动要求办理了退休手续，现在也只是拿一点退休工资。经济上比原来是要好一点，但是毕竟家底薄。”

柴红菱又问：“你姐姐有小孩吗？“

谭慎言回答说：“没有，没有倒好，要是我姐夫不良的遗传基因遗传到小孩子身上，又是家庭的一大悲剧。我姐姐对我那姐夫是恨不知从何恨起，爱又爱不起来的那种。”

柴红菱说：“听你说的这些，你小时候真的吃了不少苦。”

谭慎言说：“我吃的苦可以说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，我给你这么说吧，晚上做作业看书都是在煤油灯底下，灯检子不能太大，因为灯捻子大了虽然要亮些但费油。由于灯光太暗，我只有凑近在油灯底下做作业、看书，时间长了两个鼻孔被煤油灯的油烟熏得黑黑的。农村的孩子上学回到家里哪有空呀，不是去放牛，就是在自留地里帮大人干活。特别是遇到夏天干旱，每天下午放学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挑起水桶往菜园里担水浇菜，如果菜旱死了，一个夏天就没得菜吃。”

说到这里，谭慎言用一种难以形容的表情继续对柴红菱说：“我不是嫉妒你呀，农村人与城里人相比真是同人不同命。你们城里人十指不沾泥，吃穿不用愁。我们农村人，即使是未成年的孩子，每天只要一放学，在大人的安排下得为一家人的生计而辛劳。你们每天都是提着菜篮子到菜市场买菜，我上高中住校那几年基本没有吃过饱饭，在学校里一天三顿就是“大巴粥”和咸菜，只有星期六下午放学回家才能吃到一点蔬菜。”

柴红菱听到这里插问：“学校没有炒菜卖吗？”

谭慎言回答道：“有啊，一份素菜是三分钱，再好一点的素菜是五分钱——那可是我家卖一个鸡蛋的钱。一份荤菜要一角钱，我哪有钱吃，又怎么舍得吃啊！不说有营养，只要能吃饱饭就不错了。上高中那几年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那时农村粮食短缺，我也懂事了，每个星期天下午到学校前，都是把我母亲给我装好的米悄悄再倒出来一点。如果我能吃饱饭，最基本的营养能跟上，我再长高两三公分没有问题，因为我父母个子都较高。就像水稻，抽穗时正是施肥的时候，肥料不足当然产量就不高。再说我家住的那房子，已经是百年老屋，年久失修。南方雨多，每到下大雨，我们家就是水帘洞，锅碗瓢盆都用来接漏雨。到了冬天是四处透风，室内温度与室外是一样的。就在我要出远门的那年冬天的夜里，我父亲晚上特地过来跟我睡，他说了一句话至今我都记得很清楚，他边放下蚊帐边说“一层麻布挡一下风，两层麻布过一个冬”。我高中毕业后出来闯荡时，为了省钱，露宿过街头。就是到西安后，我还跟一个跛脚师傅学着给人看手相、面相谋生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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